垃圾分类正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推动。6月6日，住建部、发改委、生态环境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关于在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通知》，决定自2019年起在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到2025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系统。

政策持续推动下，资本市场上垃圾分类、固废处置等概念股普涨。Wind垃圾分类指数统计有15家上市公司，近四个交易日涨幅累计超过10%，怡球资源和龙马环卫涨停，格林美、盈峰环境和上海环境涨幅超过5%。

生活垃圾去向何处

一辆辆满载生活垃圾的蓝色翻斗车，沿着鲁家山垃圾焚烧发电厂的垃圾运输“单行线”，驶入卸料大厅。翻斗车的尾部对准缓缓开启的卸料闸门，驾驶员按动电钮，翻斗慢慢升起，一斗垃圾滑入了垃圾池……

这是《中国新闻周刊》2017年7月探访位于北京市门头沟区的鲁家山垃圾焚烧发电厂时见到的场景，该垃圾焚烧发电厂由首钢集团旗下所属北京首钢生物质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于2010年开工建设，目前已是北京的垃圾焚烧发电厂之一，日处理能力占北京日产出垃圾量的1/8。

《中国新闻周刊》在现场了解到，垃圾池上方橘红色的起重机抓斗不停地翻料、倒料，使垃圾进行充分发酵，大概要持续一周的时间。发酵好的垃圾被抓至落料槽，经由落料槽连续均匀地送入焚烧炉内，完成干燥、点火、燃烧的过程。

“焚烧炉内产生的热烟气进入下方的余热锅炉，与锅炉受热面进行热交换后将其中的水加热形成热蒸汽，热蒸汽通过管道进入汽轮机进行冲转，汽轮机带动发电机运转发电，再通过升压站送入电网系统。”北京首钢生物质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赵树明介绍垃圾焚烧发电的原理时说道。

一般而言，经过充分焚烧的垃圾会产生三类剩余物，分别是废气、飞灰和炉渣。赵树明介绍，烟气经过脱酸、脱硝、除尘，把一些酸性气体去除，截留住一些粉尘颗粒物和残留的二噁英，剩下的就是飞灰；飞灰是危险废弃物，按照北京市的要求送到金隅集团处理；炉渣收集之后可以用作建材，比如铺路用的路基骨料，马路的路缘石等。

目前，世界范围内对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方式主要有三种——填埋、焚烧、堆肥。填埋是应用比较早、广泛的一种方式。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提出“卫生填埋法”，处理量大，投资和运行费用较低。填埋是中国处理城市生活垃圾的主要方式，垃圾填埋处理量大约占垃圾总量的 60%。

随着人口数量的迅速增长，垃圾清运量快速增加，垃圾处理压力越来越大，垃圾“围城”的现象普遍发生。

根据住建部2018年发布的《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的数据，2010年以来生活垃圾清运量逐年上升，2016年超过2亿吨，达到2.04亿吨，同比增长6.81%；2017约达到2.16万吨，同比增长5.82%。

各地区填埋处理占生活垃圾无害化比例呈现东低中西高的特点，填埋的垃圾处置在国内尤其是东部城市存在明显的弊端：一是直接运到填埋场填埋，浪费了大量的土地资源和可回收资源；二是由于国内厨余垃圾含水率高，易腐烂产生渗滤液、填埋气等造成二次污染。

填埋方式面临更现实的窘境，国内大多数垃圾填埋场基本都面临着封场，但这不意味着对填埋这种垃圾处置方式的否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研究员程会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前美国垃圾处置主要的方式还是填埋，将分类后的有机垃圾填埋后封场，几年以后这片区域形成腐殖土，是很好的肥料，垃圾厂也形成一个轮回；但是像国内垃圾未经严格分拣，混填混埋的方式，土地就难以再循环利用。

为解垃圾“围城”之困，相较于填埋和堆肥，焚烧方式占地面积小、处理效率高，且垃圾焚烧产生的热能可以回收发电，垃圾焚烧发电经历多年的政策推动和产业发展，渐成规模。

从《中国城镇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产业发展报告》(2017公众版)中公布的2016年整年的数据来看，至2016年底，全国27个省(区、市)投产了垃圾焚烧发电项目273个，年上网电量233亿千瓦时，年垃圾处理量约10456万吨，垃圾焚烧发电装机规模、发电量均居世界第一。

自2016年以来，固废处置相关政策陆续出台，对垃圾焚烧发电产业支持不断加码。国家发改委和住建部联合发布的《“十三五”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中，明确未来五年垃圾焚烧行业发展目标，预计到2020年垃圾清运总量将超过4亿吨，垃圾焚烧处理方式占比将超过50%，日均焚烧处理能力将超过59万吨。

经济账、环保账

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在全国范围内逐年扩张，因选址问题导致的冲突时有发生，“邻避效应”备受关注。

《中国新闻周刊》在2010年曾追踪报道北京阿苏卫垃圾焚烧项目。阿苏卫垃圾焚烧项目因民意强烈反对搁浅(六年后重启建设)，但是因垃圾混烧暴露出的现实、隐蔽、长远的对环境的危害性，关于垃圾焚烧的争论愈演愈烈，引发全社会对垃圾混烧和建设焚烧厂选址“邻避”效应的关注。

“主烧派”认为可以以详实的数据证明只要工艺技术等方面条件达到，垃圾混烧是没有危害的。而“反烧派”也拿出数据佐证并认为对垃圾焚烧厂有关污染物排放的信息公开不到位，来说明垃圾混烧危害的严峻性。

从算环保账的角度，国内生活垃圾混合收集，混烧、混埋的垃圾治理机制不具可持续性，各地提出在垃圾中转站进行二次分拣的模式。对此，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教授、环境政策与环境规划研究所所长宋国君向《中国新闻周刊》分析，混合收集后的分拣难度极大甚至难以分拣，一些可回收的资源如废纸、纸盒等污染后已经难以回收利用，这就导致后端的垃圾处理量增大，垃圾处理成本大幅度提高。

“对生活垃圾管理效果评估的标准有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还应加上无害化前提下的低成本化，尽量在垃圾处置上避免过多的投入。”主持推动《评估报告》调研发布的宋国君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此前在2015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城市生活垃圾管理状况评估报告》中就曾提到，垃圾处理的社会成本远高于统计资料显示的末端处置成本，生活垃圾处理的社会成本被低估。

现实状况来看，目前垃圾处置的支出主要由财政来负担，垃圾焚烧和填埋厂多数是国有企业，特别是地方国企，一些民营企业多数是采用BOT模式参与运营。

与此同时，国家对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进行大面积补贴，补贴主要分垃圾处理费补贴和上网电价补贴两部分。所谓垃圾处理费补贴，是指每处理一吨垃圾，政府给予一定金额的补贴，各地垃圾处理费每吨补贴从80元到180元不等；垃圾焚烧发电执行全国统一垃圾发电标杆电价每千瓦时0.65元，垃圾焚烧发电执行当地火电标杆电价+0.25元/度补贴的标准。

尽管政府越来越重视生活垃圾的后端处理，但是现实中如何算好“经济账”和“环保账”显得更为必要，否则政策推行会遭遇羁绊甚至夭折。【文章来源于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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